本篇小说写于年初春，茹志鹃的丈夫王啸平被错划为“右派”，作者在压抑的*治环境和复杂的人际关系中不由得回忆起战争时代纯朴真挚的同志关系。她以在解放战争中的亲身经历作底板，虚构了年中秋夜平凡却伟大的故事。在写作此篇文章的背景时期，这种美好无垢、诗情画意的感情交流，显得万分可贵。
同时，作者避开了时代创作思潮，回避了对英雄形象的正面塑造，没有依照惯例描写至高至美的“英雄人物”，体现了她自身充满浪漫气息的美学风格。也正是因为摆脱了创作上的束缚，小说中人物的美好品质才得以充分体现。
文中着重描绘了三个人物形象，除“我”以外，分别是“通讯员”和“新媳妇”，他们没有留下姓名，是极为普通的一员，却给人带来深刻印象。通讯员质朴羞涩，不与“我”搭话，借棉被时碰壁，却在战场上英勇无畏挺身而出，以血肉之躯挡住了手榴弹。新媳妇纯洁美丽，将自己嫁妆的布满百合花的新棉被贡献出来，在通讯员死后将棉被盖在棺材底，盖在他身上。通过平凡人物的描写歌颂真善美，体现人性的真挚美好。
文章注重细节，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跃然纸上。作者通过女性视角，更加细腻地展现了战争背景下人性的美好。比如通讯员在接我之时与我保持距离，却总停下来等待我，表现他的不善言辞，细致入微；“他的枪筒里，不知在什么时候，又多了一枝野菊花，和那些树枝一起，在他耳边抖抖地颤动着”，表现他热爱生活，积极向上；在他知道向新媳妇借来的棉被是她唯一的假装时，内疚同情的姿态展现得淋漓尽致。在小说最后，新媳妇为通讯员盖上布满象征纯洁与感情的百合花的棉被，更是表现他对至善至美的向往。残酷的死亡与圣洁无暇的百合花产生鲜明对比，反衬出对人与人之间朴实单纯关系的歌颂，对纯粹善良世界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