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昇墓、德安周氏墓、高淳花山宋墓出土南宋汉族女子直领对襟服饰无一例外表、衬、缘边处用料均为丝绸，质料涵盖罗、絹、纱、绉纱、绫、丝、绮、缎，其中以罗居多，丝绸织造工艺以罗、纱最精细，绫、绮次之，絹再次。
这与南宋纺织业发展情况相吻合，宋代的纺织技术，在汉唐纺织技术的坚实基础上继续发展，在织物结构、织料品类方面都有较大发展，现代织物组织学中的“三原组织”即平纹、缎纹和斜纹在此时均已具备。
从出土丝绸文物来看，南宋时期养蚕缫丝织造工艺水平发展相当全面，缫丝、并丝、加捻、络炜等工艺环节技术已十分精湛。
*昇墓中出土的浅褐色绉纱镶花边单衣，衣长厘米，通袖长厘米，腰宽53厘米，仅重80.5克，其经丝向前捻，炜丝捻度相对较弱，所以绉纱韧性良好、质地软糯、轻薄又富有弹性，当时制造技术之高超水准可见一斑。宋代罗尤其是花罗的织造技艺进一步发展，《梦梁录》卷十八《物产》就记载了不少的新品种。
一、对称的外观结构
对称形式体现着人类对美感本能的一种追求，是人类有意识或无意识对美的感知，如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斯拉曾说过：“美的线型和其他一切美的形体都必须有对称形式。”
亚里士多德也认为“对称性体现了天国的完美性”。对称这一人类最初发现及掌握的美的形式法则，在南宋汉族女子直领对襟服饰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应用。
南宋直领对襟服饰具有自然和谐的对称美特征，外部轮廓线以直线为主，构成上呈现出主要以长方形、三角形、梯形相组合的几何造型，领、襟、袖、摆等服装构成要素在平面内进行完全的对称布局，令人产生一股秩序感，可以说为中国历代传统服饰中的典范之作。
与先秦两汉的深衣袍服相比，宋代服装裁剪更加追求服装单一化、程式化的结构形制，此时服装分割线的存废彻底由布幅决定，宋代服饰在继承了历代汉族服饰既定的平面结构框架内，利用幅宽、中心破缝、接袖等手段使结构线自然流露，以最深刻理性的方式诠释着整个汉族服饰发展进程中最具纯粹性的汉文化。
南宋直领对襟服饰简约而不简单，在结构上可大致分为衣身、接袖、领缘护领、花边四部分，每一个部分均以前中心线为对称轴左右对称，其衣身、接袖、护领位置单一固定，而其中花边的点缀位置则相对自由多变，*昇墓、周氏墓出土南宋直领对襟服饰外观结构按花边点缀位置可分为五类。
二、连贯的纹样配置
福州*昇墓、德安周氏墓、高淳花山宋墓出土南宋汉族女子直领对襟服饰质料除平素外，织物纹样多为提花，提花纹样以各类太小花丼为主，从花型上可分为菊花、芙蓉、山茶、牡丹、梅花、桃花、并蒂莲荷、六瓣小花等等，从花形上可分为朵花、折枝花、柿蒂小花、缠枝花等几类，其中折枝花式为宋代最据代表性的纹样。
折枝花外形为带有花头及枝叶的单枝花卉，将其作为素材平面整理后作为单位纹样，兼具写实的外形与生动的生长态势。在排列组合上将多枝折枝花纹散点分布，花纹之间彼此转承启合、相互呼应，生动自然又和谐统一，困其最是能反映宋代审美意识的典型的纹样程式，在宋代丝织品中广泛应用，故被称为“生色花”。
周氏墓出土的丝织品中，有许多折枝花纹样。南宋墓葬出土直领对襟服饰花卉纹样风格朴实、线条流畅，构图匀称连贯，花朵活泼生动、摇曳生姿，极富宋代特征除朵花外，纹样多不单独使用，一般为两种以上的组合应用，不同纹饰交错相间又循环往复，使得整件服饰美丽大方，图案连贯丰满。
三、均衡的装饰手法
南宋汉族女子直领对襟服饰在对襟与缘边位置，多镶上印金与彩绘相结合亦或是彩绘花边，*昇墓中有印金彩绘型袍８件、印金彩绘型衣39件，周氏墓中有印金彩绘型服饰共7件。
印花及彩绘技法在服装中的应用在南宋时期已达到炉火纯青的水平，精湛却不泛滥，古人大智慧懂得适可而止，这样高超的装饰技艺只在缘边处做点缀勾勒而非大范围的平铺，含蓄之中见张扬，低调又奢华。
小襟处花边多采用印金，宽度较窄，一般在1.5厘米以内，大襟处的花边多采用彩绘或刺绣，一般宽度在1.5厘米以上。
“罗衣隐约金泥画，玳筵一曲当秋夜。”“舞裙香暖金泥凤，画梁语燕惊残梦。”《菩萨蛮》中“金泥”频繁被提及，泥金这一装饰手法在那一时代的常见程度可想而知。
所谓泥金其实是指一种型版印花，南宋时型版印花根据印花型版样式可分为凸版印花跟镂空版印花两种，凸版印花直接利用凸纹花版蘸取印桨在织物上压印出花纹，而镂空版印花则在织物上通过镂空印版刷印印桨形成花纹。
诗词中所描述的金泥花纹为凸版印花工艺制成，并且常常与彩色印花进行多色“套印”。除了泥金之外还有一种用金箱黏贴压实在织物上形成花纹的工艺称之为贴金印花，据说贴金工艺是在泥金印花工艺的继承之上发展演变而来。
另外，利用金泥，在服装对襟处花边上进行描金、洒金印花属于镂空版印花的惯用手法。直领对襟单衣及夹衣对襟上的彩绘花边多先用单色绘出所需图案的底纹，再在底纹上根据具体部位需要逐笔细部描绘出形状，敷上彩色最后用浓笔勾勒。
花边多为多种组合的花卉纹刺绣，有牡丹与芙蓉的组合，有梅花、山茶、水仙花的组合，有梅、兰、芦苇的组合，有荷花、白萍、游鱼、湖石、鸳鸯的组合，有桃花、香串流苏的组合，有狮子戏彩球飘带的组合等等。
四、小编的窄衣文化
窄衣是服装自然贴身的一种状态，宋代女装不同于西方完全贴体的窄衣形制，窄小贴身但不紧贴于身，相对宽博而言略有紧窄，但其本质依然属于直线裁剪下的松弛形制，是东方窄衣文化的代表。
“窄罗衫子薄罗裙，小腰身，晚装新衣。”、“墨绿衫儿窄窄裁。”如果说唐代的女装风格是恢宏宽大的话，那么宋代女装便是内敛儒雅的集大成者。
上衣下裳、上下拼缝、上下连裁三种形制构成了中国汉族传统服饰发展的三条主线，在之后中国几千年的服装历史上一直保持着共存的局面，“宽袍大袖”为中国传统服饰最明显的造型特征，而平面直线裁剪无疑是形成这一外观效果的重要技术路线。
南宋时期，中国汉族女装裁剪方式仍与传统方式无异，直线裁剪的形式依旧传承了下来。南宋直领对襟女装窄小的服装形制虽然相对贴身，但不紧身，穿着时紧裹身体却又自然松弛。
无论是褒衣博袖的宽衣，还是紧裹身体又自然松弛的窄衣，其特点都是人体在服装中存在一定的活动空间，处于舒适的状态。南宋女装窄衣有两大特征，其一为袖口窄小，袖口宽度小于或略大于袖宽，南宋*升墓出土绉纱镶花边窄褙子袖口宽28厘米仅是汉代袍服袖口宽度的三分之一左右。
其二为下摆窄小，衣身呈现为长方形状或上底略小于下底的梯形状，*昇墓出土直领对襟服饰腰宽与下摆宽比几乎均为1:1。南宋汉族女装“变形记”体现在很多方面，首先是服装叠穿数量的减少，南宋以前的传统女装穿着时层叠厚重、理解繁复，穿着时多为大襟开合。
所以衣服总体绕襟层数众多，女性曲线的凹凸态势被隐藏在层叠的服装之中无法表现，南宋时期随着市民文化的兴起，女性着装也逐渐“世俗化”，褪去不必要的繁琐，只留下舒畅的直领对襟外衣与轻便的内层抹胸。
其次是身体与服装的空间关系变化，南宋汉族女装一改传统女装宽大离体的特征，使用透薄的罗质表现身材且单层合体，衣身变窄，服装衣料不断向身体靠拢，服装侧缝也近乎靠近人体侧缝。
衣身变窄倾向的出现直接影响到袖子及领子，南宋汉族直领对襟服饰袖子除作为礼服着用的广袖袍外袖子均紧窄，去掉手臂自然下垂后袖子腋下的衣褶堆积量，紧窄的袖型跟随适体的衣身也是服装机能性被受到重视的一种体现。
中式服装宽大离体领部为最合体的部分，所以南宋女装领部变化相对于衣身、袖型而言变化甚微，长条状直领将女性后颈遮盖、前襟坦露，既不完全坦露于外，也不全然包裹，充分赋予南宋女装含蓄、矜持的韵味。
结语
中国传统服饰相对统一的平面结构制式在造型表达上不同于西方立体裁剪来得直观、生动，服装缘边装饰在中国传统服饰造型表达时发挥重要作用，古人在制衣时利用无穷变化的缘边装饰演绎出不同的审美趣味，表达不同时期的服装风尚。
福建福州南宋*昇墓及江西德安周氏墓出土的直领对襟服饰中，领缘大小襟总宽度均不超过８厘米，袖缘不超过７厘米，摆缘边宽也不超过６厘米，其精致窄小的缘边设计通过不同装饰技法及面料的拼接及不同的纹样缀饰，给平面形态的服装增添大量艺术色彩。
南宋汉族女子直领对襟服饰缘边均为直线型，线条直白、硬朗，这种直线型造型缘边装饰在女装上的应用又被其上柔美的花朵纹样、柔和的配色、柔软的丝绸材质所调和，一刚一柔之间表达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思想。
南宋汉族女子直领对襟服饰材质大多为轻薄的罗跟纱，单色面料制作单调又无优雅端庄之美，因此，绘、绣、染成为当时用于材质装饰的首要手法。
其不但提高服装的美感，体现服装的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更重要的是各种图案元素的深刻寓意可以彰显穿着者的身份与地位。其绝妙之处不仅于此，南宋汉族女子直领对襟服饰中的缘边装饰在应用之初是考虑到服装功能性与舒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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